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巧用霸术

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立法，面临所做之事提出解决方法。法度与当时实际情况相适宜，才能治理得好；办事适应时务，才出成绩。

时代变了而法不变，任务变了却要仿效古人，这就使法与时代脱节，办事与时势不一致。因此，法度虽立而时局会更乱，硬要完成任务，只会徒劳无功。

所以，圣人治国，不效法古代，不一定完全遵循已有的定理。因时致变，建立功勋，遇到困难也就能克服。由此可见，智慧象圣人的，皆能顺应时变而建功立德。

桓子说：“三皇用道治理天下，五帝（霸）用德化育天下；三皇治人以仁义，五霸治人用权智。”

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远，经传上也没有记载，惟有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盛传于今，只好用它们来衡量古今之治理了。王道之治，先铲除人害，让人民丰衣足食，然后再教他们礼仪，用刑罚威慑，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何去何从，这样就可以使四方归于大化，天下安乐。这是王者之术。

至于霸道，霸功大的，君尊臣卑，权力集中于霸主一人，政令不出二门。赏罚必信，法令显明，百官治理有序，威令必行。这是霸者之术。

《道德经》说：“我无为而人自化。”所谓的无为，并不是引之不来，推之不去，什么事也不做。而是遵循规律办事，依靠一定条件取得成功，是顺应自然之势。

汤、武虽是圣主，却没有本事和越人一起乘船泛江湖；伊尹是贤相，却没有本事和胡人一道骑未经调教的野马；孔子、墨子，都是博学的圣人，却没有能耐与山里人一道去钻木丛出火险阻之地。由此可见，人们懂得的具体东西是有限的，如果想光照海内，包举万物，不掌握事物的规律，只凭自己有限的本领，就不会看得很远。因此，一人之智，不足以为治；一人之勇，不足以称强的道理，是很明显的。君主在庙堂之上，而能知晓四海之外之事的原因，是因为他能够借助于物来识别物，依靠人来了解人。冬天的太阳，夏天的阴凉，万物都自觉而向往之，没有什么人能让它们这样做。这是精诚的感召，所以不召自来。如果是用目光指给他们看了之后，才能看清楚，或用言语或发号施令，想这样达到大治，是很难的。皋陶是个哑巴，他当大理时，天下没有虐刑；师旷是个瞎子，他任太宰时，晋国没有乱政。这样的不言之令，不视之见，正是圣人所要师法的。这就是“黄老之术”。

古人推崇黄老之术，讲究无为而治，与民休息。无为在这里不是说无所作为，而是要循理举事，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来治理国家。就这一点来讲，无为比起那些按主观意志办事，好大喜功，不顾客观实际而浪费国力、劳民伤财的君王来讲，在当时的条件下很显然更符合社会的发展。

商君、韩申皆法家之集大成者，他们的治国术强调确立名分，严明法律。有趣的是在孔、墨、韩三家中，战国时代惟法家学说付诸实践，商鞅变法导致秦国强盛，最后统一六国。

商鞅说：“法令是人的生命，治国的根本，一只兔子在前面跑，后面可能有一百个人追逐，不是一只兔子可分为百只，而是这只兔子属于谁的名分还没有定，因而任谁都可据为己有。卖兔子的满街都是，盗贼不敢去拿，那是因为这些鬼子所属的名分已定。所以，名分未定时，就是尧、舜、禹、场也都可能去追逐；名分已定，就是再穷的盗贼也不敢去抬取。因此，圣人制定法令，安置官吏，就是定名分。名分确定以后，就是大骗子，也必须变得贞洁守信，大盗也将变得老实起来，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动安分了。”

申子说：“君如身，臣如手，君设置其根本，臣操持其日常事务。作为人君，就是要拿着法律条文来核查人臣，看看是否名实相符。名分就好像是天地之网，圣人之灵符。张开天地之网，镇上对人的灵符，那么天下事物就无处可逃而捏在手中了。动者摇，静者安，使名自符其实，事情自然会安定下来。

有道之人，用名来纠正那些不正的现象，随事情定名分。以前尧治天下，靠的就是定名分。因其名正，所以天下大治；桀治天下，也是以名，然因其名不正，所以天下大乱。因此，圣人对‘名正’是看得很重的。”

李斯在上秦王《谏逐客书》中说：“韩非子说：‘慈母有败于，而严家无悍仆。’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严家对停仆必然加以惩罚的缘故。所以商君之法，对在道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。随便倒垃圾是小罪，而判刑却是重罚，轻罪且要严惩，更何况重罪呢？所以人不敢犯法。今不提倡重罚使人不敢犯罪，反而学慈母娇纵而惯坏了孩子，这是对圣人之论没有研究的缘故。”

秦始皇以严法治国，以纪律、制度管理大臣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这正是霸术的体现，他认为做为帝王，不行霸术，就难以统绐天下。

人要有自知之明

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，请求编辑皇上的文章为集。

李世民却说：“朕之辞令，有益于人民的，国史中都记载下来了，已足可为不朽。至于那些无益于人民的，把它们集在了一块儿，又有什么用？作为人主的人，只怕他们没有德政，光靠文章有什么用？”

这年三月，李世民为喜添皇孙而设盛宴于东宫，把五品以上的京官都召了来，这对一位封建时代的帝君来说，自然是没有能比这更高兴的皇族传宗接代的大事了。宴会上李世民喝酒甚多，但酒后难免要吐露真情。一开始李世民皇帝先感谢众大臣的功业，说道：“贞观之前，跟着朕来经营天下的，那主要是房玄龄的功劳啊！而从贞观以来，偏歪的以绳正之，谬误的以理纠之，那主要功劳应归魏征啊！”

于是当场赏赐房、魏二大臣，每位佩刀一柄。

酒又过三巡，皇上又对魏征发问。这时皇上脸颊的红润已延展到了脖子根儿，志得意满的劲儿增添了好几分。他问道：“朕现在处理政事与往年相比，又怎样呢？”

魏征在这种欢宴的场合也从不贪杯，更不会失态。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所以当即回答说：“威德方面的增加，那比贞观初年来是长进了很多很多，而人心的悦服方面，则不如当年了。”

皇上听了不太以为然，接着又问：“远方都畏惧我大唐之威而仰慕我大唐之德，所以都不顾万里之遥前来臣服。要是说人心并不悦服，还不如以前，那么，他们又怎么会这样呢？”

魏征说：“陛下过去因为尚未大治而时时担忧，所以无论是德还是义，每天都出现新面貌、新气象。今天则认为已经大治了，担忧之心已无，警惕性也已锐减，所以臣下认为不如当年。”

李世民又问：“朕今天之所作为，还不是跟过去一样，有什么差异？”

魏征说：“陛下在贞观之初，天天惟恐臣下不进谏，常常还启发大家来发言，凡是说中肯綮的，无不听从之并实行之。而现如今则不然。虽然勉强也还能听从，但往往面有难色。这正是差异之所在。”

李世民还是不服，问道：“能举些实际的事例讲给朕听一听吗？”

魏征说：“陛下在过去要杀元律师，孙伏伽认为依法不当死，陛下就赏赐孙伏伽一座兰陵公主园，其价值一百万金。有人说：‘这赏赐太厚了吧！’陛下回答说：‘朕即位以来还没有臣下来进谏过，这个头开得好，所以要厚赏。’这不正是开导和提倡大家来进谏的表示吗？那次司户柳雄妄诉隋之资产，陛下想要杀他，结果采纳了戴胄之谏言而没杀。这不正是陛下心中真的愿意纳谏才痛快地听从的吗？近日皇甫德参为陛下修洛阳宫事而上书进谏，陛下面有难色，不是很痛快地接受，只是因臣下也进了言，总算才把那事作了罢，这只能算是勉强听从吧！”

魏征把这三个事例一摆，皇上心里也就豁亮起来了。一时又恢复了当年真心愿意闻过的心情，于是对魏征说：“不是像我公这样，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啊！人，苦于自知啊！还望我公多多及时提醒朕才是。”